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曾经有过多次民族交融，中华民族的范畴也以其历史时代不同而异。而且，远自汉、唐间，中药就已经超越民族界限，为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民族、国家所接受，在这些民族、国家间中药和中药理论也有所发展，但从其主流、理论思维、临床实践而言，无论其名称如何，仍然属于中药范畴。中药并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。
中药作为一个整体来讲，在中华民族间应用了几千年，但就一其具体药物而言，则未必尽是已经沿用了几千年的药物。随着医疗经验的积累，药物的数量逐渐增多随着历代内外文化一的交流，也有一定数量的其它民族传统药物流传到中国，经过临床试用，逐渐成为中药。中药是经过长期逐渐积累形成的，直至现代，中药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，年代久暂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。因此，对中药如果仅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用于防治疾病的药物作为定义，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。由于现代西药普遍应用，认定中国人或中医用以防治疾病的药物就是中药，也不确切。
也有人主张：中药就是天然药，或者中国的天然药。由于中药并非尽是天然药，不但中药炮制、制剂，炼制等工艺改变其本来性质，即使天然产品，当其成为药物时，无论其形式还是实质，都不再具有天然物的特征；而且，中药中还有的根本不是天然物，象唐慎微补入《证类本草》的灵砂，就是合成的硫化汞；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中的黑锡丹主要原料是合成的硫化铅。这些都经过明确的化学反应生成。当然，所谓天然药物也不尽是中药，许多民族传统药中都有天然药物，甚至现代西药中也有如洋地黄、美鼠李皮、番泻叶、芦荟、甘草、滑石、炉甘石、石膏等天然药物。所以，天然药物既不是中药的特征，也不是中药的同义语。
有人指出:中药一词产生甚晚，本作为与西药区别的语汇，并没有明确的科学定义。实际中药一词虽然不是古已有之，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是源远流长，几平同中华民族文化同等寿命，西药却同中华民族文化没有这样的血肉联系。中药所指本来是非常明确的。中药、西药的主体都是药物，但药物本身并不具有中、西的特征。前已论及，是否天然药物，是否合成药物，不能因之而区分中、西药。实.际，还有相当一部分药物既见于古代、现代中药学专著，也见于现代西药著作，如甘草、大黄、芦荟、硫黄、炉甘石、胆矾(硫酸铜)、皂矾(硫酸亚铁)、芒硝(硫酸钠)、食盐(氯化钠)，更不能据以区分中药或西药。
单凭药物本身，固然不能明确区分中药、西药，但即使是同一药物，临床应用的理论决定其使用方法、范围、规律，中医、西医各有不同。或者说，临床使用所遵循的理论决定其是否为中药。因此，不论药物的种类、来源，凡是按照中医药理论用以防治疾病的，就是中药。中医药理论赋予中药基本特征。
属于同一理论体系的不同理论，其具体内容或许有差异，但其理论思维却可找到相当多的共性。理论思.维或称理性认识，是人脑对于客观事物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，反映事物的本质、内部联系和规律，以一定的社会实践为基础。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文化、长期的社会实践决定中医药理论思维的特征，这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同其它医药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点。中医药理论体系中，无论哪个学.派的理论，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理论，都不可能超脱这一特征。这也是中医药理论体系中所有理论的共同特征。
理论思维是通过具体理论来体现的，理论也必然成为理论思维的写照。从思维的角度来看，具体理论也必然包含着整个理论体系的共性。中医药理论，从普遍意义来讲，代表着中医药理论体系的特征，反映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和规律。我们说，中药是按照中医药理论用以防治疾病的药物，就是指普遍意义的中医药理论，而不是专指哪家、哪派、哪一时代的理论。
中医药理论作为中药的特征，反映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的临床实践，.也包含着经过反复实践发展起来的对于中药的理论思维。后者专称为中药理论。所有有关中药的理论郊可称之为中药理论，中药理论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当然，没有中药，中药理论就失去依附，失去存在的意义。从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来讲，当然是没有中药就没有中药理论。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时序关系，认为中药的存在先于中药理论。药物作为物质，可以很早就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存在，但还不是准确意义的中药，同其它民族药物没有区别。只有中药理论出现，并据以认识、运用这药物时，药物才具备了中药的特征。同样，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也可能很早就出现了，甚至可能比认识药物的治疗作用更早，但不能称为中药理论，也只有当运用这理论思维观察、认识药物及其规律时，才成为中药理论。中药和中药理论同时产生，又互为存在的条件。它们之间，不存在从属的关系，也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。
如果进一步分析，中药和中药理论似乎又可以单独存在，彼此间并没有有机的联系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，有人主张“废医存药”，主要也是立足于这一分析上，所谓“医”，实指包括中药理论在内的中医药理论体系。认为中药可以治病，没有这些理论，不讲这些理论，中药同样可以治病。
这样分析实际上忽略了中药、中药理论同临床实践的关系。应该承认，中药只有用于临床才真正起到“药”的作用；中药如何用于临床，总归要以前人的经验为借鉴，中药用于临床的经验又要成为后人的借鉴。这个规律不独中药是这样，其它医药体系的药物都是这样。所不同的是，中药临床经验的长期、大量积累，我们的前人凭借中医药理论思维，由浅入深，由具体到概括，由现象到本质，形成、发展了独具特色的中药理论。这样，以临床实践为纽带，中药和中药理论不可分离。中药依中药理论用于临床，又丰富和发展了中药理论。
有人承认借鉴中药临床经脸的重要性，但否认临床经验与中药理论的关系，还举出民间单方为例证。姑且不考虑历史久远、地域辽阔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，假定所有应用中药的具体经验都保存下来了，而没有任何总结和概括，.这么多的具体经验好是好。但是，仅就其数量而言，谁又能较全面地了解这些经验、借鉴这些经验呢?更何况由于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实际不可能由个人掌握这些经验资料；由于各种历史原因，大量的资料还要佚散、毁坏，也根本不可能较全面地搜寻前人经验。这样，由博返约，由繁而简，由散乱而规整的理论归纳就显得十分必要了。中药理论不可能反映一味药的具体临床效用，但它能以极其简练的文字表述一味药或一类药临床效用的规律，概括临床效用的范围、属性和特征，足以指导新的中药临床实践。从这一点出发，可以认为，中药理论是前人留传下来的有关中药的各种.认识、应用、规律的信息。也只有通过中药理论才可能对于前人大量、散乱的临床经脸有一个概括的、规律性的了解。民间单方只要临床经验增多，也自然会产生理性认识，逐步形成有关理论。许多民间草药就是这样成为传统中药的。
事实上，中药理论对于中药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。由于中药理论来自实践，经过反复验证、反复修正，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药作用的客观规律，因而也就有可能进一步指导中药新的临床应用，有可能在应用范围上作更大的引伸。举例来说：如果临床见证放射病具有阴虚发热的证候，尽管古代方书、本草中都没有放射病的记载，但对这一类放射病用养阴清热方药治疗常可获，当然药效的认识也会有新的补充和发展、中药理论在这方面的意义更是值得重视的。可以这样讲:研究中药，必须了解中药理论，只有通过中药理论才能对于中药有较全面的认识，只有依据中药理论，才能更好地.应用中药。
中药理论作为中医药理论的重要组成，可以说，没有中药理论就没有中药的特征。或者说失去中药理论，中药就不成其为中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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